人类是伟大的合作者。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通过大头针制造的例子说明我们的社会分工是何等的细致。没有一个物种像人类一样将合作发挥到惊人的水平，创造出不朽的文明。哈耶克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人类交往与合作秩序的扩展与进步。正是依靠合作精神，人类才从远古不断进步和发展到现在的文明社会。所以，人类合作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正是合作导致了人类的持续发展，产生了现代社会。

　　对人类行为感兴趣的进化学家相信，现代人类的大脑是10万年前适应更新世狩猎采集社会的进化产物。他们选择这个时期，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新的适应过程非常缓慢。在狩猎采集社会，群体规模很少能超过50人。当今庞大的城市体系和社会结构对我们大脑的适应能力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在人类进化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人类是小团体群居的。在许多方面，我们的行为只能适应简单的生活，即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回到那个时代，我们不得不时刻准备着保护自己、觉察说谎者、打猎、寻找食物、识别亲属，并且解读别人的面部表情和意图。在小规模的基于亲缘的群体中，合作是很容易产生的。由于需要捕杀大型猎物等集体活动的需要，其规模应会有所扩大。部落（群体）规模及其生活在群体中的能力，是通过基因和文化的相互作用的不可逆的共同演化而演化。自然选择偏好于那些能够更好生活在合作群体的基因型，那些个体能很好地避开惩罚，从而形成一些更容易生存的局部规范。另外由于人们可能会歧视不符合相应规范的个体而造成一部分个体的不适应和低的适应度，例如小规模的不能控制自私自利的个体将会被驱逐，或者很难吸引配偶等等。开始时，这些个体比典型的其他非人类的灵长型动物稍微合作一些，导致了道德情感（例如羞愧）的遗传变化，以及学习和内化局部规范的能力，使得更为精巧的制度的文化得以演化，接着又扩大了合作的规模。这些连续的共同演化持续进行，直到最终人们具有一定的合作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自私和偏袒裙带关系（亲缘选择）的冲动不会完全被压抑，我们的遗传演化的心理塑造着人类文化，作为一个结果，文化的适应通常包含原有的内在适应度。然而，文化演化也创造了新的选择环境，把文化规则深入到我们的基因中。

　　人类学学者相信人类文化本质上源于狩猎采集社会。因此，即使群体的文化选择开始于狩猎采集社会，这样的社会选择能够很容易有深刻的影响作用于人类的基因。或许人们具有一些先天的法则，情感能力和社会安排。人们天生就准备作为部落中的一员，但是文化告诉我们如何认可谁属于我们的部落，怎么帮助、表扬、惩罚部落里的同伴，部落如何处理与其它部落的关系，即同盟、敌人和附庸者。然而在先天和后天获得的文化单元间的分工很难辨别。

　　合作是需要机制来强化的。虽然许多生物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直接机制来强化合作，但人类可以拥有更复杂和多样的系统。在合同、法律、司法、贸易和社会规范等方面，人类出现了更为复杂和独特的强化合作的机制，导致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如使大城市或国家持续发展的极度地劳动分工。这些机制使得从合作中获得直接利益，否则欺骗就会被偏好。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与较低认知能力的物种相比，这种机制更能实现有效的均衡。或许正因为如此，人类今天站在共同制造的灾难边缘徘徊。从气候变暖到全球传染病的蔓延，从冰川消融到地球物种灭绝的加速，从城市缺水到食物安全，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网正在一点点被磨损、撕裂。希望能够充分利用对合作行为的理解，来积极应对“公地悲剧”的挑战。

　　（作者系万泰平台-万泰注册-邀你策马奔腾、万泰注册学部学科研究支撑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