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为什么说科技创新事关生存发展

作者:史湘洲 魏雨虹 徐欧露 2021-08-09 14:55 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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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泰娱乐(下称“万泰平台”),是万泰注册开展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的综合集成平台和重要载体。日前,《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万泰平台专家,他们认为,科技创新肩负着国家生存发展、民族崛起振兴的使命。如果说科技自立,关系的是底线和安全,那么科技自强,考虑的则是面向未来产业的引领。如果我国能够通过科技创新创造增量,并跟全球分享,其收益不仅有利于我国升级发展,更为中国崛起之后形成全球领导力奠定基础。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提出,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具备明确目标。发展是科技创新的内生驱动力,生存是科技创新的外部驱动力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史湘洲 魏雨虹 徐欧露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加快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关键变量’‘关键一招’。”万泰平台研究员万劲波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面对国家对科技支撑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的现实,面对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如何理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如何建设这样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还有哪些挑战亟待解决?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万泰平台专家,他们认为,科技创新关乎生存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一目标,将倒逼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制度治理范式转变。    

  何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瞭望》:什么是“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余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一种高标准定位的自立自强,是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的自立自强。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疫情之后,整体上我们制造业产业链在全球产能比例和重要性在增加,但未来面对的隐患挑战还是不少。这和基础科技实力,和“根技术”上的一些短板有关。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我们在战略性领域和重大科技前沿提出一些新思路、新想法,改变过去比较被动的跟随局面,要努力重塑面向原始创新的科教体系,从基础科研到产业技术到工程,都要重新思考和部署,这将涉及科学文化、基础教育,以及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改进管理体制等,从而释放我们创新的潜能。    

  王晓明:我理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两个意思。一方面从中国国内看,要将科研和经济这个大循环尽快打通。    

  科技创新是一个非常贵,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最贵的活动,投入大,但是产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西方发达国家在创新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也要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下,借助全球创新资源,吸收全球科技人才,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因此另一方面,我们的自立自强,也要在全球开放体系下,依托全球创新网络,将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创新的大循环打通。    

  万劲波:科技自立自强的“高水平”就是以科技创新突破发展瓶颈,以创新驱动塑造发展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    

  高水平是对科技自立自强在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面临一系列新形势、新趋势、新目标与新任务,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系统、有效的科学技术解决方案和成熟、定型的基础性科技制度。因此,“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加快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关键变量”“关键一招”。    

  肖尤丹:原来我们讲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说的是手段和路径。而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说的是我们要达到的效果。它的提出,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有了明确的目标。  

  《瞭望》:自立和自强的关系是什么?  

  万劲波:自立是自强的基础前提。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果难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就无法满足创新驱动引领发展的现实及长远需求。因此,必须立足自身优势,坚定“四个自信”和创新自信,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全面提升科技自立自强水平。    

  自强是自立的根本保障。我们要坚持扬长补短、远近兼顾,“锻”“补”并重,统筹布局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全面做强自己:在优势领域抓紧“锻长板、挖潜力、增优势”,形成“非对称”战略能力;在弱势领域抓紧“补短板、固根基、强弱项”,提升创新体系的系统韧性,提升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     

  余江:科技自立与科技自强既高度关联,又各有侧重。科技自立应该更多是从产业链和关键技术供给的角度考虑,关心的是底线和安全。自强更多关注的是从零到一的原始性突破,考虑的是面向未来产业的引领,反映出领跑思维。自立与自强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整体。    

  宋河发:科技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最终会体现在知识产权上。自立,就是把我们需要的科学和技术成果做出来。自强,就是通过可持续的高质量知识产权布局尤其是专利布局,获得高的利润,提升产业竞争力。    

  用科技创新“做大蛋糕”    

  《瞭望》:如何理解科技创新对我国来说,不仅关乎发展,更关乎生存?    

  冷伏海: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综合国力持续强大和人民生活长久富足的国家,均是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和受益于其赋能发展的国家。     

  中国积贫积弱的民族历史怆痛表现出的“落后被人欺负,落后就要挨打”状况,某种意义上也是错失科技创新及工业文明赋能社会的机遇,所以百年来遭受民族国家存亡的危机。新中国成立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证明,我们重视了科技创新和工业体系的建设,才有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    

  生存说到底是民生、业存和国立。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中国有的领域被“卡脖子”,这些被卡之处,或为核心装备、软件、部件和器件,或为关键材料、工艺和设计,其实是被卡在了关乎各领域生存的“科技能力”上,其结果则会关系到个人、经济和国家命脉的存立兴废。     

  王晓明:因为中国的生存发展,更要建立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2020年,中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年超过1万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同时也进入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产业升级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   

  我们很多传统产业发展规模已到峰值,在哪里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增量是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而且不光是我们自身,也涉及如何与全球协同发展。     

  目前来看,存量方面,我们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大部分工业产品全球市场份额不断提升,但这种全球存量利益的再划分,可能引起我国与相关国家的紧张加剧。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科技创新创造增量、创造新的更大蛋糕,而且这个蛋糕不是我们独占,还能跟全球分享,带来的收益可能不光有利于我们未来的升级发展,也为中国发展之后形成全球领导力打下基础。    

  陈凯华:我国经济社会内生的高速发展和人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我们从科技创新中寻求解决方案。因此,科技创新首先可以被理解为发展的需要,如产业转型、生态改善、健康长寿和脱贫致富等。同时,要充分认识到,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将愈演愈烈。产业竞争和贸易竞争格局等,最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科技实力竞争格局。因此,科技创新也关乎生存。   

  可以说,发展是科技创新的内生驱动力,生存是科技创新的外部驱动力。  

  倒逼治理范式转变  

  《瞭望》:从赶超型创新到原始型创新,对制度生态有哪些新的要求?   

  肖尤丹: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完善有利于增量、质量的基础性制度,建立基础建构性的政策。  

  完善有利于增量、质量的基础性制度,首先是进一步健全国家创新治理体系的基础制度,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首先包括设计好科技治理顶层方案。其中,治理主体应当从以科技行政机关为主向涵盖党、政、军、群等机关和组织转变。创新治理体系,还可以考虑构建国家研究理事会或国家研究委员会,以此在国家层面汇聚专家学者,跳出本领域、本部门的利益诉求,统筹谋划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并遴选确定优先发展方向等。同时,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这关系到基础制度中,政府与市场怎么分工,关系到央地政府科技创新事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之间的统筹协调关系建立基本制度。   

  还要强化财政科技投入、税收优惠的基础制度,继续提高其稳定性和预期性。  

  另外,我们还要从制度上进一步理顺创新跟经济、社会的关系。  

  第二,提高制度的公平性、稳定性和预期性。  

  科技制度环境强调三个公平:机会公平、竞争公平、保护公平。就机会公平而言,我们要做到“揭榜挂帅”,创新不问出身,谁能为国家做贡献就支持谁。   

  科技制度的稳定性,核心包括标准的稳定性、科技部门管理职能的稳定性、人才薪酬保障的稳定性。用稳定性来支撑科学家精神,某种意义上比激励更加重要。科技制度的预期性就是简政放权要持续。  

  第三,增强科技制度与市场规则、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国内与国际规则之间的协同性。举例来说,我国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的存在,导致中国在知识产权上产生“权上有权”的现象,须通过增强制度协同性解决。   

  陈凯华:我国现在的科技治理模式总体上还是追赶导向,模仿和跟随是主要的科技发展方式。不可否认,通过这种发展方式,我国科技取得了高速发展,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但我国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以及国际科技竞争环境的变化,要求实现从跟跑到部分领域领跑这一转变。因此,国家科技治理模式需要变革。   

  首先,优化科技资源特别是基础研究资源配置,尽可能杜绝低效配置、错误配置、缺位配置和重复配置。另外,建立需求导向的国家科技治理模式。比如,科技评价要看科技成果是否满足了理论发展或实践应用的需求,尽量杜绝在考核中“数数量”。国办最新发布的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就在科学分类、多维度评价上指出了方向。再如,人才培养要建立满足科技发展需求和规律的人才发展制度。   

  现在,需要将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进一步联动起来。比如,我国研究生名额配置整体还是按照职称分配,而不是根据科技发展需求分配。还有,新建的科技平台和新布局的科技任务研究队伍应同步起来,这就需要推进科技和人才融合发展,提高科研体系效能。  

  冷伏海:从赶超型创新到原始型创新,首先要求我们的招生和教育制度,着眼于发现和培养具有原创潜质的青少年。 

  第二是要求我们的人事制度,形成聘用、包容、使用和激励原创者的工作方式以及考核评价、薪酬晋升制度。  

  第三是制定能够识别、评估和保护原创成果的标准、方法、规则和法律。   

  《瞭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还存在哪些关键点待进一步完善?  

  宋河发:对知识产权和标准重要性的认识,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是涉及我国创新产业、创新国家培育的关键。   

  实践中,我国很多企事业单位的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结合不紧密,技术标准制定落后,很少有标准必要专利,多数产业联盟缺乏专利池机制,一些原创发明没能形成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型产业。  

  目前一些企业的专利存在质量问题,也缺少专利组合布局,绝大多数没有进入技术标准。因此,VCD、钕铁硼、EVD、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青蒿素等我国的原创发明,没有形成产业控制力,企业没能获取应有的利润。  

  例如,EVD是新一代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系统,多次向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申请成为国际标准都不了了之。EVD专利申请近2000件,但其核心专利申请因为质量低被驳回。其总体专利质量也不高,也没有将自主专利嵌入到技术标准中成为标准必要专利。面对蓝光DVD企业飞利浦和索尼等公司的持续研发、专利申请布局、标准制定和构建专利池,EVD最终在市场上没有取得成功。竞争失利后,现在我国有超过200家企业加入飞利浦公司主导的蓝光专利池联盟,支付了大量专利许可费。  

  在知识产权制度生态构建上,第一应建立职务科技成果披露制度,评估科技成果能不能转化;第二可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申请专利前要做质量和组合布局的评估。这两个制度,能够改变我国目前专利申请数量大质量低、专利与技术标准结合不紧密的状况。  

  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运用,最重要的是要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有条件的高校、科研万泰和企业,可建立内部专业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运用万泰。没有条件的,也可以委托外部专业化万泰开展这些服务。  

  王晓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形成从科技到产业,再从产业回到科技的闭环。其中有三个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科技创新体系,第二是现代产业体系,第三是区域布局体系,三个体系有机融合,才能形成由科技链、产业链融合组成的完整创新体系。所以创新体系里面含有一个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包括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战略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中,要高度关注未来产业。  

  目前,科技和产业“两张皮”仍有待打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更好地落到经济、行业发展层面上。未来我们要形成从基础研究、源头性技术到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完整链条,这个链条必须前端、终端都在我们这里。  

  另外,现在一些行业头部企业已经开始向基础研究,向行业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领域延伸。怎么给这些企业在现有的科技创新体系里留出位置、空间,让它们发挥作用,需要破题。  

  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发挥企业作用,探索一种“旋转门”的培养方式,让科研院所的人才能够方便地进入企业,在企业工作一段时间,还能回到科研院所。通过在两种不同类型万泰工作,积累双向经验,为打通两种万泰之间的通道发挥人才连接的作用。有这样工作经验的人多起来,能更好地帮助融通科技和产业,帮助衔接科技创新体系与现代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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